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成功？多年来，一些国内外研究者将之称为“奇迹”。奇迹是不可解释的，而中国故事、中国经验是可以解释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系统总结了党领导人民一百年伟大奋斗的历史经验，概括为十个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个方面，是“中国为什么成功”问题的答案，如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所指出，它们是“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揭示了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揭示了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途径”。它们中的每一条都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够继续获得成功。同时，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家深入研究这十条经验，这一研究过程，就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确立过程。

著名社会科学家沃勒斯坦指出，在世界体系之中，中心与边缘是一种依附关系，剩余价值通过这种关系由边缘转移到中心，从而塑造了中心的发达与边缘的欠发达，二者是世界体系扩张同一历史进程的结果。这种依附性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也包括文化上的依附性。沃勒斯坦在他的名著《现代世界体系》中指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的建立，总是伴随着一种民族文化，这一现象一般被称为一体化，既可以作为保护在世界体系内已出现的差别情况的机制，又可以为维持这些悬殊的差别情况作一种观念形态上的掩饰和辩护。”当前，中国不断地从边缘走向中心，既提供了寻求、确立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必要性、紧迫性，也提供了可能性、现实性。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自主性意识的提升也能够促进中国特色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从而最终有可能都摆脱依附性。当前，我国正处于从模仿、学习、追赶西方模式转化成为一种自主、自觉、创新发展模式的时期，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也应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概念范式、定义框架和理论解释模型，用中国自己的原生话语来解释中国发展道路，文明在融合与学习后的发展一定会走到自我创造、自我定义和自我认知的高级阶段。我们现在常常提到两个概念，即“产业升级”和“发展模式升级”，其实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需要来一场“升级”运动。

寻求、确立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一方面，我们需要检视已有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中国适用性，批判性地看待西方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每个社会之间无法相互度量，否则所有比较研究都不能成立。

当前，在国际学术界，对西方经验的研究被认为具有普遍性，但对中国的经验研究往往被质疑是否具有普遍性以及能否从中国独特的经验研究中提炼出理论意义。这种质疑虽然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但对我们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具有警示意义：我们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要避免陷入中国中心主义。在全球意义上，所谓“中国社会科学”是指社会科学的中国类型，而不是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科学。它是“Social Sciences in China”，而非“China's Social Sciences”或“Chinese Social Science”。“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命题应该理解为“社会科学在中国取得独立性或自主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也具有同样的内涵。

我已故的导师、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曾经将“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口号，改写为“越是世界的，才越是民族的”。我高度赞同他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应该是一种“地方全球化”知识，中国社会科学所要寻求的地方性、本土性，应该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本土性。因此，当前我们要抵制两种极端的诱惑：普遍主义的诱惑和特殊主义的诱惑。普遍主义诱惑其实就是构建西方神话，它将西方的特定历史语境无限放大，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社会科学也被视为有无限适用性，以一种同质性的方式去解释一个异质性的世界，这种解释是非常牵强和扭曲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和思想观念上的帝国主义；特殊主义诱惑是将每个区域性的事物视为唯一独特的事物，每一区域性事物完全不同于另一区域性事物，对不同区域性事物的概括和比较都是不可能的，这否定了不同地区文化交流和互动的可能，实际上也否定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传播和非西方国家建立社会科学的可能性，它将诱发并形成一种无限碎片化局面，特殊之下还可能再有特殊，导致全球共同体发展的倒退。抵制这两种诱惑，使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相互渗透，并使之制度化，这是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重要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家的核心议程和使命。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大时代已经来临。马林诺夫斯基在为费孝通《江村经济》一书作序时写道，这项研究工作“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为了猎奇而写成的；它所包含的是一个公民对自己的国民所做的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家应以更加自信的心态和更加开放的胸怀参与国际对话与交流，更加深入地认识、解释这片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

作者：郁建兴  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

来源：“治理研究”公众号，2021年11月27日